由上可知，李根源编修家谱遵循传统体例，师法欧苏；尽管偶有损益，但其核心内容和基本原则并未超越欧苏谱法。或许在李根源的心里，欧苏谱法便是族谱编纂的典范。
二、编修家谱要“矜慎求实”
谱牒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，但也存在依托附会的弊端。胡适曾指出：“中国的族谱有一个大毛病，就是‘源远流长’的迷信。没有一个姓陈的不是胡公满之后，没有一个姓张的不是黄帝第五子之后，没有一个姓李的不是伯阳之后。家家都是古代帝王和古代名人之后，不知古代那些小百姓的后代都到那里去了？”[9]这是历代谱牒都存在的问题，并为严肃学者所批评，如宋濂、章学诚、纪昀、朱次琦等都曾明确申明，编修家谱要务实求真，不可牵强附会。李根源同样强调，修谱要实事求是，认为：“谱之义与史同，史之主旨在纪实，惟谱亦然。实不足而华其文，是谓诬祖；诬祖，非人子意也。”[10]在李根源的思想观念里，谱学等同于史学，谱牒是史书，其主旨在于实事求是。若谱系族史不实，便是诬祖的不孝行为。
李根源十分反对攀附，特别批评一些名家如白居易、曾巩等妄引名贤的做法：“尝见夫世之为谱者，多妄引名贤，以为冠冕。贤如香山白氏，其自序亦以白公胜为祖，白乙丙为宗，祖宗倒置，贻笑后人；南丰曾氏，则上溯子舆、子皙。彼熊安生之误认熊光，郭崇韬之妄哭子仪，更勿论矣。不知族之有谱，所以尊祖亲亲也。”[11]于是他非常称赏《兰溪郑氏族谱》的谨慎严密：“其体例谨严，不标榜门阀，不攀援勋贵，质叙本支，得尊祖亲亲之义焉。”他梳理历代郑氏名人及兰溪郑氏源流，以证此谱之严慎：“夫郑氏得姓于周宣王母弟桓公友，其后发扬光大，代有闻人，如汉之郑当时、郑康成，北魏之郑羲、郑道昭，北周之郑孝穆，唐之郑絪、郑余庆，宋之郑文宝、郑夹漈，其政治文章昭昭然在人耳目，谱均略焉，而断自曾八公为始祖。考郑氏之占籍兰溪，以宋南渡初，有官于兰者而家焉，遂为兰溪郑氏；然曾八公以前，宋鱼鳞册中，尚有大彰千六府干万一秀才万三秀才等名，是郑之占籍兰溪者，不自曾八公始，以其原委未详，亦略而不书。吁！是谱之作，何其严且慎欤。”[12]郑氏代有贤者，而《兰溪郑氏族谱》并未攀附；尤为可贵的是，曾八公以前源流不清，遂略而不书，更是体现了作谱者的务实态度。在断限方面，《孟连尹氏谱略》也是类似的做法：“正伊以前无可稽，即断自正伊公为孟连始祖。”李根源对此非常认可，“盖亦矜慎求实之本意也”[13]。
李根源注重考实的态度，也体现在纂辑自家族谱上。他说：“吾家祖代相传，系出唐之宗室，籍隶甘肃陇西，唐末居山东青州，明初来滇。唐之宗室一节，石生公原谱不载，虽先代有此传述，根源何敢据以为实，致蹈攀附之讥。”[14]所以在编修叠水河支谱和青齐李氏总谱时，皆从迁滇一世祖记起，“谨其所不可知，详其可知”[15]。针对方志的错误记载，他明确指出：“吾师赵会楼先生，光绪十三年《腾越厅志·秩官志》载前所百户李德贵传全、通、达、宗、章、应元、国臣云云。考德字、贵字为吾迁滇第一世祖、第二世祖之名，两名合为一，舛误实甚。德、贵两祖，乃云南前卫前所千户，与腾冲卫无关，不应载入。达祖未袭职，亦不应列入。璋祖，‘璋’字误‘章’。世馨、正雄两祖漏载。且吾家世袭千户非百户也。根源当将石生公《世官纪》原稿本持呈会楼夫子，暨当时同修《腾志》之明相韩钟琦、杨济生润富诸先生考证，均谓《厅志》根据屠《志》，其误已在屠《志》。石生先生《世官纪》成在屠《志》后数年，其必以屠《志》有误，故纂述此纪，以证明之。今已再误，惟俟将来改正耳。此事关系綦重，谨详志于此。”[16]是故赵藩称该谱“于流俗作谱诬谀附会之弊，盖一扫刮绝”[17]。
清代以来，族谱呈现出明显的史学特征。到乾嘉时期，“家有谱牒，犹国有史记”已成为汉学家的共识。进入20世纪，族谱更是被认作是重要史料。史学贵在求实，而谱牒是一家之史，那么也必然要据实而书，不虚美，不隐恶，真实记录家族历史，以信今而传后。李根源倡导的矜慎求实的修谱原则，正是建立在这样的认知基础上的。
三、编修家谱是为了“敦本睦族”
“敦本睦族”是由清代学者纪昀首次提出[18]。他在《渠阳王氏世系考序》中写道：“敦本睦族，士君子之盛德也。顾世远则人众，人众则势涣；渐涣渐久，愈久愈涣，则同气不免如路人；既不免如路人，而犹望其休戚相关，无是事矣。……譬之于水，千支万派，各分流而注海，一溯其源，则某水出某地，某地某水从某水而分，某地某水又从某水而又分，千支万派，一水也。譬之于木，千花万实，虽隶首不能纪其数，而递求其本，则由花实得蒂，由蒂得条，由条得枝，由枝得干，由干得根，千花万实，一木也。再近譬之，一身分四肢，四肢又各五指，同一指而将指、拇指若不相涉也，同一肢而手与足若不相涉，左手足与右手足又若不相涉也，然而疾痛疴痒，无一不与心相通，有脉络以连之焉耳。故必族系明而后知孰与我亲，孰与我疏；亲疏明而后知一族之众，其初皆一人之身，亲爱之意自油然而生矣。”[19]也就是说，一部好的家谱可以将疏远了的族人联系在一起，并由此而产生“亲爱之意”。
李根源有着跟纪昀相似的认识，他说：“自己身而上，为考为祖，为曾为高，以至于始，常患其邈而莫知；自己身而下，为子为孙，为曾为玄，以至于百千万世，常患其散而无统，势必至生不相存问，死不相赴吊。一本之亲，视同路人，君子忧之。欲使邈而难知者，永永不忘，散而无统者，井井不紊，于是乎有谱之作焉。谱之云者，所以尊祖亲亲也。子孙读之，孝弟之心，油然生焉。”[20]他甚至也使用了树木的例子来阐释之：“宗族之有谱，所以别昭穆、明长幼，辨族属之亲疏，识支流之远近，如树之有干，干之有枝，开卷了然，使人敦宗睦族之心，油然而动，非细故也。”[21]又说：“中华民族……赖古圣立教，以孝弟为道德之本，……尊祖敬宗，诵芬述德，所以为孝；叙谱收族，亲亲仁民，所以为弟。……敦本溯源，仁义立而礼让兴。”[22]他以琼山唐氏为例：“琼山唐氏，先世籍桂林之兴安，宋淳祐间，始迁祖震公刺琼州，卒于琼。子叔建公以荫授琼尉，遂家焉。世有隐德，名位俱不显。十数传至明初，始有闻人。洎弘治朝，司农西洲公，以风节著一时，敭历中外，政绩载《明史》列传，与丘文庄、海忠介二公，辉映于数十年间，卓然为乡贤冠，盖建树宏远，非独善其身者，可并论也。自西洲公兴起后，相继掇科第、官清要者，先后相望，而子孙之派别支分，亦愈引而愈繁衍，踪迹日以远，情谊日以疏。溯弘治迄今，不及四百年，至有没齿不相闻，觌面不相识者，敦宗睦族之谓何？讵非后起者之责耶？”[23]职是之故，欲寻源复本、敦本睦族，必须纂修家谱。
简言之，李根源希望通过编修家谱，来维系家族团结，使族内亲爱和睦、关系融洽，让孝悌之道成为人们的行为规范，这便是修谱的意义所在。
四、家谱“有资于治”
晚清西学东渐，中国一批有识之士欲“以西方之学术，灌输于中国，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”[24]，“借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，必可使此老大帝国，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”[25]。至20世纪初，新旧思想的冲突日益加剧，新家庭观念给中国传统家庭造成极大的冲击。在此风潮之中，家族不时受到新文化人的批评。吴虞就认为，家族制度是宗法社会的基础，“吾国终颠顿于宗法社会之中不能前进”[26]；“以家族的基础为国家的基础，人民无独立之自由，终不能脱离宗法社会，进而出于家族圈以外”[27]。陈独秀则“律以今日文明社会之组织”，指出宗法制度之四大恶果：损坏个人独立自尊之人格；窒碍个人意思之自由；剥夺个人法律上平等之权利；养成依赖性，戕贼个人之生产力，“欲转善因，是在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”[28]。新思想与旧家庭日益对立，“孝道所维系的伦理和规范也遭到了猛烈的攻击，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问题化了，进而成为革命的对象”[29]。
家庭革命的负面效应，在思想文化界引起极大轰动。张耀曾说：“晚近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两趋极端，家族主义遂废。自私者害公，泛爱者忘本，中道不存，群治有解纽之惧。” [30]周钟岳更是愤慨：“若深恶痛绝宗法之延缘而不去者，欲并取国人敦本睦族之思，剪刈而芟除之。吾不知一家族姓散无友纪，骨肉之恩薄，亲睦之谊衰，驯至视本族为途人，或庇焉而纵寻斧，以酿成同类相残之世，于国家究有何益也？”[31]李根源亦深有同感，并由此延伸至谱学：“欧风东渐，群讥吾国数千年来尚不能脱离宗法社会，以致人各私其家，家各私其族，治化不进，国承其敝，族谱之学，几为今之士夫所不屑称道也。”[32]他感到“世风日下，人心浇漓，非孝非家庭制度之论，日煽日盛”[33]，于是谱学受到冷落。谱学不讲，则忘家史，“家乘如忘，而可称为贤子孙哉”[34]？也因此，当他1929年看到《兰溪郑氏族谱》时，遂不吝称赞道：在这样异说争鸣之世，郑氏子孙“亟亟于谱牒之续修，以正尊祖亲亲之义，实为难能而可贵者”[35]。而他与从兄李学诗“怀敦本睦族之思，守亲亲仁民之义，汲汲焉惟宗谱是图”，于1930年编印了《腾冲青齐李氏宗谱》，“其用心与时彦迥殊矣”[36]。
清末民初，中国各层面都发生了剧变，李根源也敏锐地意识到，谱牒不仅可以实现家族的团结，也有利于改造国家。早在辛亥革命时，李根源就曾使用谱牒保护过满族官员、楚雄知府崇谦。其《饬楚雄府知府崇谦冠姓入籍扎》略云：“此次建义，拨乱反正，实以扫除专制、改造民国为职志。此固政治之革命，不杂种族之问题。举汉满回蒙藏以逮沿边苗夷诸族，其生息于中国者，皆中国人，方当共同组织我中国统一之民族国家。凡为中国编民，权义必无偏畸。其各属官吏，身任地方，但当问其贤否，不当强生差别。……满蒙诸族之间，一切习尚，大抵与汉同化。惟氏族名籍，尚存别异，实畛域之未除者。前代编定谱牒，改易胡姓，所以泯种界之褊见，章同文之郅治。该守世长中土，服习礼教，应准改姓黄氏，取同为黄帝子孙之义。”[37]李根源充分利用谱牒改姓消灭民族界限的做法，在激烈的革命风暴中保护了崇谦的生命，避免了革命可能带来的动荡。
从1913年的《腾冲叠水河李氏家谱》到1930年的《腾冲青齐李氏宗谱》，李根源都在不停地思索与实践，要将宗法观念与社会建设联系起来。修谱虽是一家之事，但不能单纯为了彰显门第荣耀，而是要更进一步，发挥其社会功能，“兴仁让之风、激浇漓之习”。[38]1933年，李根源终于在《太湖吕氏族谱序》中，明确提出族谱“有资于治”的观点：“虽然国者，家之积，今日仁义土苴，纪纲扫地，俗偷世乱，国无宁日者，未尝不基自家族之不治；家族之不治，又未尝不基自尊亲之义之不明于天下也。夫以族得民，载在《周礼》；族之有谱，其所以叙昭穆之伦，而别亲疏之等者，又为隋唐以来所不废。然则谱牒之修，岂曰明人伦，亦将有资于治也。”[39]并强调：“族谱之作，不仅尊祖敬宗睦族，关乎一家一氏之乘，且将于此觇世运焉。呜呼！使今之世人皆能明尊尊亲亲之义，则立人道、扶人纪，由家而族，由族而国，于治天下何难哉。余序《吕氏族谱》而并及之，俾世之治谱学者，知所取法焉。”[40]
及至1948年，李根源将“修谱有资于治”的思想提升到树立民族精神、实现民主大同的高度，其《益阳腊湖孙氏六修族谱序》云：“国于大地，有制度变而精神不变，且历久而弥新者，盖制度随时代之演变，而精神则一民族有一民族之精神。若怵于时代之演变，弗思发扬其国性之优良，斟酌时中，扩充而光大之，以奠国本，反倡为改变国性之说，削足适屐，浸假而薄骨肉之恩，衰亲睦之谊，长浇漓之风，弗念束箭之难折而为箕豆之相煎，弗思众擎之易举而为同类之相残，国性没而国不国矣。吾中华民族有史以来，禹会诸侯于涂山，执玉帛者万国。夏殷二代．尚忠尚质。至周，典章文物粲然具备，班五等爵以分封诸侯，于是乎有宗法。诸侯适子之弟别于正适者，有异姓公子来自他国者，有庶姓起家为卿大夫者，是为别子。别子为祖，继别为宗，继祢为小宗。迨封建废而世禄亡，然考氏族以叙宗谱，谈宗派而联族谊者，犹相沿袭于是焉。间尝论之，中华民族所以繁荣于亚东，子姓滋殖为世界各民族之冠者，赖古圣立教，以孝弟为道德之本，修齐为治平之基。尊祖敬宗，诵芬述德，所以为孝；叙谱收族，亲亲仁民，所以为弟。《尧典》曰：‘克明俊德，以亲九族。九族既睦，平章百姓。百姓昭明，协和万邦。’敦本溯源，仁义立而礼让兴，民主大同之基，即建立于是也。……吾国国性之本为孝弟，国家构成之素为宗族，吾国人由是发皇其精神，其亦建国之根本欤。”[41]是序可以视作李根源对家族批评者的总回应。更重要的是，李根源由家族推为民族，由民族推为国家，借由深入人心的宗族观念，巩固国家根本，以实现大同理想。诚如杨琼所说：“印泉为革命元功，举凡吾国旧俗之陋，无不摧陷而廓清之。而独于纲常名教之事、敦宗睦族之旨，固自能明以辨之，勇以任之，以为斯世儆偷厉薄，而不独为一家之敦宗睦族已也。”[42]
李根源“谱牒有资于治”的思想，首先是对“人人亲其亲、长其长，而天下平”的传统伦理思想的继承与阐扬，其次是传统士人“齐家治国平天下”的家国情怀的具体体现，再次则是对清末以来家庭革命负面效应的反应。总而言之，李根源希望通过编修家谱来筑牢家族根基，进而培育民族精神，实现革命理想。
五、谱牒入志
谱牒入志是由唐刘知幾提出的一个观点，清章学诚则大力倡导之[43]，主张在志书中设立《氏族表》，专门记述一地氏族的谱系情况，并指出其便有十：“一则史权不散，私门之书，有所折衷，其便一也。一则谱法画一，私谱凡例未纯，可以参取，其便二也。一则清浊分途，非其族类，不能依托，流品攸分，其便三也。一则著籍已定，衡文取士，自有族属可稽；非其籍者，无难勾检，其便四也。一则昭穆亲疏，秩然有叙；或先贤奉祀之生，或绝祠嗣续之议，争为人后，其讼易平，其便五也。一则祖系分明，或自他邦迁至，或后迁他邦，世表编于州志，其他州县，或有谱牒散亡，可以借此证彼，其便六也。一则改姓易氏，其时世前后及其所改之故，明著于书，庶几婚姻有辨；且修明谱学者，得以考厥由来，其便七也。一则世系蝉联，修门望族，或科甲仕宦，系谱有书，而德行道艺，列传无录，没世不称，志士所耻，是文无增损，义兼劝惩，其便八也。一则地望著重，坊表都里，不为虚设，其便九也。一则征文考献，馆阁檄收，按志而求，易如指掌，其便十也。”[44]他所修的《永清县志》《和州志》《湖北通志》都设有《氏族表》，可谓身体力行。
章学诚的主张，为后世所传承，如缪荃孙纂修《续江阴县志》、张相文纂修《泗阳县志》皆有《氏族志》，记县内各姓氏历史。[45]李根源虽然没有相关言论，但他将“谱牒入志”的观念付诸实践，由其总纂的民国《腾冲县志稿》便设有《氏族志》。他为该志拟定的《叙目》云：“圣王建德，因生赐姓。命氏为族，各有攸正。世系昭穆，官失其柄。籍谈数典，自贻伊病。凡百君子，罔替景行。禴祠蒸尝，不忘恭敬。俾尔绳绳，子孙炽盛。述氏族。”[46]则《氏族志》之设，重在述氏族源流，明世系、别昭穆，尊祖敬宗。其内容，先记腾冲氏族源流：“腾冲于元虽已内附，然汉族尚少。至明洪武十九年（1386），沐英奏请屯田，后设守御千户所。正统间，升所为腾冲军民指挥使司，统前、后、左、右、中五千户所为六所，兵制屯田，相为表里。后裁镇设州。嘉靖十年（1531）罢司为卫，仍辖前、后、左、右四所，并归并中所、守御所为腾冲卫。而一代军政，历二百余年。凡卫职有起家为士大夫者，为将帅者，一时文学方技亦出于其间。原籍均从江浙、湖广、山陕、江西、四川等处调拨，以示用夏变夷之道，氏族世系皆从此起。故腾冲氏族除土著外，其客籍皆自明以来大多由于军籍，其次则为游宦服贾。”[47]次姓氏考，将腾冲姓氏分为大姓、次姓、希姓，各记姓氏源流、籍贯、迁腾时间、民族等；次《腾冲县宗祠一览表》，记宗祠名称、所在地、籍贯及到腾时期、宗族户数；末为附录，包括《明腾冲卫都指挥使司陈氏家谱》叙录、《腾冲青齐李氏宗谱序》（附《腾冲青齐李氏奖学基金简章》）、《腾冲叠水河李氏家谱序》、《腾冲寸氏得姓源流考》、《腾冲孟连尹氏谱略序》、《腾冲许姓自南京到腾肇基序》，观此可知腾地望族概况[48]。足见，李根源很好的贯彻了“谱牒入志”的主张。将谱学融汇于方志，不仅丰富充实了方志的内容，还可以借方志发挥谱学的作用，使人们知所由来，维护亲族和睦，进而促进社会稳定。
“方志而志氏族，要在辨其来源、分合与盛衰之迹，盖一地文化之升降，风俗语言之异同，考其因缘，与此大有关系也。”[49]今日修志，或可吸收前人此种良法美意，以更好地发挥方志资治、教化、存史的功能。
综上所述，李根源汲汲于家谱编修，有着丰富的谱牒学思想，对谱牒的性质、书法、作用等皆有清晰深刻的认识。从其谱学著述来看，支撑他参与家族活动、编修家谱的思想基础乃是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和礼法制度。而早在20世纪初，上海等地一些家族就已实行民主管理，由公举的议员、董事、理事依照家族会议的决议处理事务，这与清末以来主张民主与自治的政治气候关系甚巨[50]。至于家谱纂修，一些家族开始使用照相、登报、实地调查等近代手段来搜集素材；一些家族也已采用人类学的表达方法（如用符号表示人物特征），并增添村落地图、人物相片、人口统计表、学位表等新内容，充分体现了家谱的近代特征[51]。尽管李根源曾留学东洋，也因从政的缘故，到过许多地方，并与各界名流交往甚密，社交广泛，但他并没有系统地思考谱学的发展路向，这是其谱牒学思想的缺陷。
按：作者高国强（1987—），男，汉族，山东平邑人，云南大学图书馆馆员，历史学硕士，研究方向为历史文献学。原文载《保山学院学报》2024年第3期。图片来源，网络。原文脚注已删除，为了便于读者了解原文引用史料或特别说明之处，正文中用“[1][2][3]”等字样标出。
责任编辑：陈彦军
▽西南边疆▽
韩茂莉|历史时期中国疆域伸缩的地理基础
张黎波|陈灿宦滇述论
王明珂|田野、文本与历史记忆
徐 冲|历史书写与中古王权
赵世瑜|明朝隆万之际的族群关系与帝国边略
韩茂莉|历史时期中国疆域伸缩的地理基础
张黎波|陈灿宦滇述论
王明珂|田野、文本与历史记忆
徐 冲|历史书写与中古王权
赵世瑜|明朝隆万之际的族群关系与帝国边略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
台式机怎么单独换显卡
侠客风云传赚钱心得和天赋选择攻略